作者：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张大为

　　《文心雕龙・原道》是刘勰统合儒、道、释等哲学视野，以缜密的逻辑思维综合和总结前代文学本源观念的主旨宏大的论著，也可以说是他从“文”的角度，对于世界和人的生活进行的哲学思考，展现了刘勰非凡的理论雄心和通达的理论见解。纪晓岚、黄侃等人都曾明确指出，“原道”之论，绝不同于后世“文以载道”的“载道”说，刘勰所思考的是文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、文学的存在方式这样根本性的问题。

　　“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？”（《原道》）让人想到《庄子・齐物论》当中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这种设问方式，或许就已揭示出刘勰即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核心，在于“文”、“人文”世界与自然的错综编织、参互映照。在此，“文”与自然之境是“并生”关系，并在这种“并生”关系当中，构成世界的总体性之“一”。这个“一”，不是观念、思维和概念层次上的“本源”或“本体”，而是包括文学和人的生活在内的作为“道体”的总体统一性，由此展开一种与西方传统迥然不同的“内部整合”的文学本源观念和存在论图谱：这种整合的“道体”、总体本身，就是文学的“本源”或者“本体”，而不是将被思维割裂、捆绑的文学现实乃至思想、理南京癫痫哪个医院最好念本身，当成“本源”和“本体”。

　　“三文”合一体现自然之道

　　道家的自然视野和自然标准，或许也因此成为刘勰论文的基本前提和最终归宿。客观的天地物理世界符合“自然”容易，但刘勰的难题在于，如何将人的因素和纯粹是人为性的文学，纳入自然之道的范畴，同时将“道”的丰富内容和高妙境界纳入人的生活、“人文”和文学内部？为此，刘勰首先对天、地、人“三才”这种纯粹外在观照的“客观”模式进行了重新组织，转换为“道”、“器（物）”、“人”这种已经具有“人的维度”的观念系统，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问题探讨的基本范畴：在“道体”的统一性层面上，包括的不仅仅是客观性、超越于人的经验之外的“自然（道）”，也包括“器（物）”和“人”。反过来说，也只有这种扩展、整合的视界，才是整全的“自然”，出自于这样的“自然”视野，才是圆融的“自然之道”。人的生活，因此与自然是一种内在的相互依寓、共生、参证的关系。在此前提下，“文”的存在和文学总的原则，是出自于“自然”的：“道之文”、“器（物）之文”、“人（言）之文”，都是“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”。这从根本上奠定了“文”作为“道体”本身的自然呈现而非外在的装饰，同样也并非“道”的承载容器的基本属性。“文”因此并非咸宁好的癫痫医院观念载体（“言志”），也不仅仅是孤独个体的单纯抒情（“缘情”），而是在三个层面上的“自然之道”的“自然而然”的呈现，并以此合同、共契于“道体”的总体性。

　　第一层面，从“道之文”的层面上，“三才”之一的人，“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”。因此，有人则有“文”：“道之文”是自然之道作为天地日月、山川地理之“文”的现象性存在，通过人的活动和人的心灵而得到辉映、写照。同时，在这样的关系当中，自然也被人的存在、人的生活不断激活和延展，因而是自然与人的生存领域统合的生动整体。这样，“文”就不是“本体”或者“本源”的现象化反映、再现，也不是“主体”面前的审美“客体”。“惟人参之”，“三”故能“参”，“参”即是“三”，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”（《中庸》），自然、文、人构成相互澄明的共在、并生关系，而非相互遮蔽的“主”“客”附丽和从属关系。由此，展开一个阔大而又自然的人文世界、一个“文”的存在和生成空间――尽管此种意义上的“道之文”，总体上还是一种并非由人自觉地提挈和掌握的客观化的存在。

　　第二层面，在“器之文”的层面上，人同时又是“器”和“物”层面上的存在。与一般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人是“有心之器”，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”，“器之文西宁治癫痫的专业医院”由此诞生。这同样是出自于“自然之道”的一个层次：“道之文”、“天地之心”是自上而下讲，“器之文”、“有心之器”是自下而上讲。“心”的比喻，在此间得以延续和传递：从这个层面讲，作为“有心之器”的人的生命结构与存在方式，叠加在人作为所谓“天地之心”的存在格局之上，使得世界整体上也被器物化了。“器物化”并非贬义，它将道体之为道体的存在充实和具体化，而不是仅仅使其停留于一种空洞的和观念性的存在之上，同时，也将“文”的存在本身落实于“器”的层面。当然，相对于器物世界，“天地之心”在此彻底变成一种比喻性的说法。

　　第三层面，使得这个比喻不再是比喻的，是人作为“道心”的存在，或者说“道心”在人身上的呈现、显现。“道心惟微，神理设教”，所谓“道心”，不是简单地回归自然性，而是在自然的“内部”凭借自然的同时，对于自然法则的总结、提升、掌握和践行。“天地之心”统而论之，人作为“道心”的存在，使得作为“天地之心”的人，与作为“有心之器”的人二者得以统一：作为“天地之心”的人循道而行，则作为“有心之器”的人，其行必然中规中矩，其心必然澄澈、灵明，此“行”与此“心”既已统一，则“道心”是如“天地之心”比喻性地指代人本身，还是经由人自身的“器之心”觉悟、体现出来贵阳癫痫病三甲医院“神理”与自然法则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再重要，因此最终使“天地之心”和人自身的“器心”叠合在一起。“道心”以一“心”合三“心”，三“心”合一，又是“道心”在更高层次上的展现。而“人之文”乃至人的生活世界本身，由此都成为自然与人交融、互动的结果。

　　通过人存在的三层“自然”性的层层展现，“三心”合一，“道心”呈现，而这最终导致的是“三文”合一：“道文”、“器（物）文”、“人（言）文”三者的统一。这使作为“道体”的自然视野得以圆融、统合：这时候，不仅仅“天文斯观”，文学的“内容”是“自然”之道的反映，而且这种“三心”统一、“三文”交叠，才是更为根本和宽广的“自然”领域，是升华、融汇为“道体”的自然，是“自然之道”的真正体现。文章由此无往不“自然”，无处不合道：在这样的“自然”视野之下，不仅“缘情”是自然，“言志”同样是自然（《明诗》）；天籁之声是自然，讲求声律同样也是自然（《声律》）；修饰允当即是自然，刻意雕琢、词不达意才是不自然（《丽辞》）；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来认识和理解文学即是自然，胶柱鼓瑟才非自然（《夸饰》）……此时，自然作为自然舒展而充实地全面绽放开来，万物有灵，诗意盎然，是真正诗性的存在场景和文学景观。